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如何提高数字设备和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效能成为下一步工作的核心议题。数字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必将成为数字化应用效能革命的关键一环。我国“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智慧社区的建设。同时，《智慧社区建设运营指南（2021）》也指出，智慧社区建设要点要围绕社区核心业务需求分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需围绕社区基本业务展开，即“政务”“商务”“服务”“家务”，统称为“四务”。在此基础上，智慧社区技术路线还要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协调，内外联动、上下贯通。因此，如何跨越“建起来”到“用起来”的实践鸿沟成为亟待解决的建设难题。

从“建起来”到“用起来”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件层面的技术铺设，更重要的是与基层社区治理和居民生活相契合的软件配置。综合来看，主要包含一下几个层面的意涵：

一是在推动社会生活数字化的同时也要积极考虑数字技术与传统社区基础设施、服务设置的融合。建设好传统社区与智慧社区的过渡期区域，充分发挥传统设置的服务效能，逐步增强老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等数字边缘人群的适应性，缓解数字社会的转型“阵痛”。

二是培育智慧社会建设的内生性动力机制。摆脱低效的数字治理和数字形式主义，提高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用性、可靠性、稳定性和体验感。例如，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上，不是一味地让人去适应工具，而是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强调工具与人的适应性。让社区数字治理真正落实提高治理效率、便捷居民生活的本质要义。

三是智慧社区建构要规避“技术决定论”，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普适性的人道主义原则。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传播便捷性，促进社区数字资源的开放流动和共享，不断更新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娱乐等多元数字化需求，构建全要素的资源共享平台。同时，数字社区服务建设坚持全覆盖，满足社区全体的需求，尤其是社区中的“数字弱势群体”。除此之外，培养社区民众的数字适应能力，鼓励民众参与数字社区治理，丰富话语空间以及内容创作和传播渠道，使其积极地参与社区在线对话，打造“智慧共治”“数字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